《读书》第三期文章

（冯小刚是我同一个大院的伙伴，虽然不算我的“发小”。何况我在四十年前，大学二年级时就离开了。作为著名的导演，冯小刚最近受到注意，是因为与新片子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有关的一段话。对此有报道说，在政府强力反腐之下，官场腐败却以另一种方式出现，诸如怠政、懒政；它带来的负效应是，政府各级官员的不作为，也有人把它称为“软抵抗”。而另一种“宁左勿右”官场新规则，恰被冯小刚一语道破。他“炮轰”说，“为了求自保就宁左勿右、宁严勿松，这是最大的腐败，比贪污还厉害”——这大致上是我在不久前一篇博客上所说的话，现在我接着说完，其中大部已发在《读书》上，分量已自不同）

清朝官员的“反行为”（《读书》2017：3）

最早让我注意到有关问题的是美国学者孔飞力。他在其名著《叫魂》中，把眼光集中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上，君主有许多理由对官僚不满。在孔飞力笔下，这些官僚具有难以改变的“恶习”：他们“迎合上意”，遇事“毫无定见”；对新事务“懦弱怯惧”，“畏难裹足”；奉行“无事为福”、“多事不如少事”的宗旨；“因循”、“无能”，“敷衍了事”；更让他不能忍受的是，“知情不报”、掌控信息、欺瞒上司，或“有意延搁公事”；僚属之间，“上下通同，逢迎挟制”，“上和下睦”，“官官相护”；甚至用“颟顸迟缓”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。因此皇上认为，“此等恶风断不可不严加儆治”！

孔飞力所说的这些官员行为，我统称之为“反行为”。现在看来，把它们与一般民众的行为混在一起，是不尽妥当的。我们或许应该把它们做为“反行为”中专门的一种，单独分析。

“反行为”，最难对付，因为它实施的第一步，其基本前提，就是要装假、欺骗。半真半假，若有若无。让你看不见，你又如何下手？我的反行为研究不是从清史中来，而是来自一项当代史研究。但是它慢慢被推广开，也就由不得我一人做主。在清代政治史研究领域，魏淑民、李燕、郝英明等同学，大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这一概念。看王静雅笔下的康熙皇帝如何应付比他长一辈的元老重臣，则更为生动。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解“反行为理论”时，也简单介绍了这些研究。法国院士巴斯蒂曾表示，打算把“反行为”运用于晚清史（张之洞）的研究中。

我自己也写了《另类的金川》，同年（2010年）在北京清代政治史会议上宣读。在清代历史里，擅长反行为的可以说是“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”，前者乃是乾隆朝的傅恒（参见拙作《乾隆十三年》）。后者则有琦善（博尔济吉特·琦善1786－1854年），在通行的教科书中，他是一个大坏蛋，是鸦片战争中割让香港的卖国贼。

而在张集馨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中说琦善“绝顶聪明”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清宣宗道光皇帝。事情发生在道光末年。闹事的是“瞻对”中最强的一支“中瞻对”，地理上离我们熟知的金川很近。乾隆初年，战事就是由瞻对而及于金川的。其实，瞻对之役是一个伪胜利，跟着而来的金川之役，也是一个伪胜利。最近有一个年轻作家写了瞻对的故事，充篇都讲官方互相之间怎么作假，而且皇上好像都明白。十分有趣！

当年傅恒是怎么对付乾隆皇帝的呢？

在傅恒之前，骗过乾隆老倌儿的还有许多官员，比如指挥瞻对之役的庆复，一直瞒了好多年。但谁都不如傅恒成功，不如他典型，不如他做起来那么可圈可点。

傅恒是临危受命，接替了另一位皇上的亲信——讷亲。他有必胜的把握吗？我认为没有。但他不像讷亲那样狂傲，那样俾睨群雄，那样自以为是。不是说“宁左勿右”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得有一个基本立场，拿出来装门面，又保险。在这里，就是要会装积极，肯吃苦。样样跟讷亲比对着来。比如谦虚，礼贤下士，比如一出京城他就马不停蹄，一直走好几百里。晚上不睡，先给皇上写奏摺。不辞劳苦，而且越劝越来劲儿。这就对了皇上的胃口，取得基本信任了。这就是反行为的第一步。

其实，傅恒没打过仗。这怎么办？慢慢来。前敌的困难，一句不提。只是轻描淡写的多多少少写上一点，自己决不表示态度，不去评价。让皇上自己去悟。这多高明！这是反行为的第二步。得把事情找回来。

这第二手，也许更为重要。因为如没有这个后手，第一步还有什么意义？

话说回来，傅恒当然要大量调集粮草（当时乾隆朝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的财政都要玩不转了；有学者以为是快崩溃了，是不了解这一特点），调集军队（伤亡已经很大），然后在皇上的直接指挥下，发出“致命”的一击（这也是最可疑的一点），赢得了这场战争的“胜利”……

皇上是宁肯其“左”，但在傅恒等臣下的软功运作之下，却越来越“右”，终至模糊甚至放弃了一部分原有的目标，傅恒终于脱身，并且得到了大大的奖赏。

说琦善聪明，就是这里了。据说，他也是煞有介事、大张旗鼓地去讨伐瞻对，出动了“蛮兵”、“绿营”以及“大炮”，一顿狂轰滥炸，终于取得了巨大的“胜利”。他还有什么“得了便宜还卖乖”的举动呢？缺乏史书的记载，我们就只有想象了 。

他这一番做作，实际上呢，就是为了方便作假，要不又怎么办呢？他的胜利，其实也是伪胜利。

那么难对付的家伙，就被他一举战而胜之，皇上都没得话说。要不，怎么能说他“绝顶聪明”呢？

问题是，他使用了这些花招，是在“反抗”谁吗？难道，他是要反抗清政府，反抗皇上吗？他们个个都是满洲亲贵啊！我看，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同意的。我以为，他只是施展了“反行为”，把皇上蒙混过去而已。

我过去多次声明，“反行为”之行为不是“反抗”。但仍有很多同仁不能接受。他们受国外学者的影响太大，受外来的思想方法影响太大。我想，可能再也没有官场“反行为”这一个例子，能够好的说明这一问题了。

清史，有时候就得这么读。

我的反行为研究（《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2014），原来没有涉及官场和官员行为，现在借机把这一部分补上。